周孔旧寓:“寓”通“宇”。
冯依:凭依。
而本国旧居:原帖红字标明句前脱漏“而”字。
馀□赐先生执事:原帖红字标明“赐”字前阙一字,疑为“胙”字。
□流应聘:原帖红字标明“仓”字后阙一字,疑为“周”字。
乃以令日拜□孔子:原帖红字标明“拜”字后阙一字,疑为“谒”字。
国县员:疑为“国县员冗”,脱漏“冗”字。
庄严肃穆的曲阜孔庙,是集中反映了孔子儒家学说思想在汉文化中占正确统地位的场所。而长期受孔子儒家美学思想支配的汉代,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之道便是一条至高无上的审美准则,它要求一切艺术美的形式都必须在不偏不倚,不激不厉的和谐统一中去追求;要求艺术的情感必须在一种非常理性,接受的情感中去表现。因此,在这种“准则”的直接影响下,使汉代书法艺术越加趋向于规矩和法度中去发展。
在汉隶碑刻中,《史晨碑》无疑是非常遵循这一“准则”的典型,而作为东汉后期的产物,《史晨碑》显然又是东汉隶书走向规范,定型后的代表。它结字平正秀润,修饬紧密,法度森严。线条中锋圆融,提按分明,劲健遒逸:点划疏密匀称,顾盼有情;整体章法次序井然,步伍整齐,和谐统一,给人以一丝不苟、端庄典雅的美感。所以它“结构与意度皆备,询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的作品风貌极适合于置身在曲阜孔庙这种庄严的地方。
《史晨碑》的整体布局,在汉隶中属横平竖直、纵横有列的典型;它与《曹全碑》线与线这间的相互抖动承接和《衡方碑》字与字之间的步步紧逼不同,它的布局更注重于字与字之间的行距上留有充分的间隔。再加上结字的平正外张内收,犹如点掇其上的团块造型,更使其间隔出入意外地透露出舒旷空灵的艺术效果。不过,字与字在间隔的内部并不孤立,也是十分讲究呼应的。
象“死”字的燕尾与“史”字的波笔在长长的运笔过程中几乎相连的承接,“顿”字的燕尾和“晨”字的波笔在上下不同的走向以及被其分割了的错位间隔上的相互关联等等,便是最好的说明。但这仅仅是一方面,重要的还是反映在它线条纤细而又虚和的基本特征上。《史晨碑》的线条就象轻轻划出,毫无声息。假如我们将它的线条特征在其团块式的结字造型里完全转变成粗重豪放的特征的话,那么在间隔距离如此之大的平面上就会使字与字完全处在一种互不相干的孤立位置上
这也是粗重豪放的线条使人醒目并使人的视觉始终在其所组成的结字上游离的缘故。而《史晨碑》正相反,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视觉始终是停留在结字与间隔不分彼此的关系上来看待的。这当然应该归究于它的线条特质。所以,结字纤细而又虚和的线条及起笔大多直接露锋着纸的用笔方式,在空旷的间隔上必然会使字与字之间相互形成一种张力,而张力的不明确性所导致的间隔含混化倾向的产生,其结果又必然会促成字与字之间在间隔内部的相互关联和统一。这就是《史晨碑》整体布局在汉隶中独有的风采。
《史晨碑》的线条运动方式不象《衡方碑那样不时地转换受力点的位置和角度,它以其纤细,虚和几近乎于秦篆的运动方式呈现了自己的线条性格。但它线条挺拔遒劲,古拙浑沉的特质还是十分显在的。按照通常的惯例往往会将这种特质去与粗线条相联系,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觉;它不以线条的粗与细来区别,而是以力感本身来对应。只不过在表现时一个较为直接,一个较为隐蔽而已。
《史晨碑》线条起笔的“蚕头”意味并不十分明显。虽然前面已经说过它大多以露锋着纸的用笔方式为主;但它露而能藏,尖而寓圆,变化也就极为自然。不过,它对磔笔处的“燕尾”却非常地着重。一波三折的特色也较为典型,其用笔或平出,或上挑,或方折的变化尤为丰富,均收到了精妙婉丽的艺术效果。
《史晨碑》的结体有人评其为外松内紧是很有道理的;象“晨”字就是很好的范例;假如从“晨”字结体四个边角上来看它的内部,就会明白无误地发现外围四条向里倾斜内聚的边线是如何导致内部产生紧迫感的;但它同样也使四个边角产生了外张之势。
“晨”字与“史”字的波笔其圆融的转折在长长带出的运笔进行中似乎太过突然,也多少带有点有意为之的痕迹,但这却从中反映了《史晨碑》的结体注重舒展与内聚的对比的强烈倾向。
《史晨碑》的横线条在结体上基本以匀衡的比例来排列,但为了避免均衡可能会带来的呆板和缺乏变化的结果,《史晨碑》却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改变它并寻求它的变化出处,象“臣”字,就是利用左边这根由直线转变成曲状的线条来达到目的的,这根缠绵委婉,活泼灵动的线条,不仅调节了上部三根均衡的横线可能会造成的呆板,同时,也避免了内部与两根小竖线并列冲撞的后果。
明郭宗昌《金石史》: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
清万经《分隶偶存》: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韩勑》之右。
清方朔《枕经金石跋》:书法则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
清杨守敬《平碑记》: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现代书家费声骞评《史晨碑》:“此碑笔姿古厚朴实,端庄遒美,历来评定为汉碑之逸品。磨灭处较少,是汉碑中比较清晰的一种。《前碑》结字似略拘谨,《后碑》的运笔及结字比较放纵拓展。总体而言,《史晨前后碑》的字体规正,属汉隶中普通平正的书法,是当时官文书体的典型,宜于初学入门。”
建宁二年(169)立。前后两面都刻有碑文,记述当时尊孔活动的情况。碑阳为东汉鲁相史晨撰文,碑阴为数年后多名官员所记。书法端庄严谨,为学汉隶者所取法。又称史晨前后碑。
汉《史晨碑》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隶书,两面刻,《史晨碑》立于山东曲阜孔庙。碑分两面刻。前碑刻《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铬》,也称《鲁相史晨孔庙碑》,《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通常称《史晨前碑》。东汉建宁二年(169年)三月刻。据清王昶《金石萃编》记:“碑高七尺,广三尺四寸。”隶书。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刻《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通常称《史晨后碑》。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四月刻,高广尺寸同前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前后碑书风一致,当为一人手书,传为蔡邕书。此碑为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后碑记载孔庙祀孔之事。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四行。
《史晨碑》为著名的汉碑之一,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