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释义:政权之所以能兴盛,在于顺应民心;政权之所以废弛,则因为违逆民心。
在中国古代的政统里,天下从来不是一家一姓永久拥有的,而是“有德者居之”。判断政权是否“有德”的标准,即在于人民是否安居乐业。先秦时代,管仲已经意识到,政权要稳定长久,就必须推行顺乎民心的政策。在今天,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做的,是了解“民心”在想什么。老百姓有什么困难、什么需求,这是要深入基层调研、走访才能知道的,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
原文: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释义:政权之所以能兴盛,在于顺应民心;政权之所以废弛,则因为违逆民心。
在中国古代的政统里,天下从来不是一家一姓永久拥有的,而是“有德者居之”。判断政权是否“有德”的标准,即在于人民是否安居乐业。先秦时代,管仲已经意识到,政权要稳定长久,就必须推行顺乎民心的政策。在今天,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做的,是了解“民心”在想什么。老百姓有什么困难、什么需求,这是要深入基层调研、走访才能知道的,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
《管子》是记录春秋时期齐相管仲思想、言论的总集。《牧民》篇讲的就是管人,其中《四顺》是从人最基本的东西──人心,来论述管理之道的。
管子指出,政权的成败在于人心的顺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意思是说,政权之所以能兴盛,在于顺应民心;政权之所以废弛,在于违逆民心。接着列举了民之“四恶”与“四欲”,提出从其“四欲”则亲,行其“四恶”则叛的论断,主张要“四顺”。
所谓“四恶”,即“恶忧劳”“恶贫贱”“恶危坠”“恶灭绝”。管子对人性分析得十分透彻,他看到了百姓厌恶忧患劳苦、贫困低贱、危险灾祸、灭种绝后,而渴望“四欲”:“佚乐”“富贵”“存安”“生育”。管子认为,“牧民”之道在于“四顺”,即顺应百姓的这四种欲望,使百姓安逸快乐、富足显贵、生存安定、生育繁息。能满足百姓的“四欲”,远方的人就会亲近归附;若使百姓陷入“四恶”的境地,亲近的属民也会背叛逃离。
管子的思想对今天仍具有启迪意义。管理者应明了下属何“恶”何“欲”,只有顺应民心,才能形成上下一心的良性循环的和谐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