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由于未能理解先生“知行合一”的主张,与宗贤和唯贤再三讨论,仍未能明白,于是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不妨举个例子说明。”
徐爱说:“现在人都知道孝父敬兄的道理,行动上却不能孝敬。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码事。”
先生说:“这种情况就是已被私欲迷惑了,不属于知行的原意。没有知而不行的事。知而不行,就是没有真正明白。圣贤教人知和行,正是要恢复原本的知与行,并非随便地告诉怎样去知与行便了事。所以《大学》用‘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启示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知与行。见好色属于知,喜好色属于行。在见到好色时就马上喜好它了,不是见了以后另外再起个心意去喜好。闻到恶臭属于知,厌恶恶臭属于行。闻到恶臭时已经觉得厌恶了,不是闻了以后再起个心意去厌恶它。一个人如果鼻塞,就是发现恶臭在跟前,鼻子没有闻到,也根本不会特别讨厌了,亦因他未曾知臭。这就好像说某人知孝知悌,绝对是他已经行孝行悌了,才可以称他知孝知悌。不是他只知说些孝悌的话,就可以称他为知孝知悌。再如知痛,绝对是他自己痛了,才知痛;知寒,绝对是自己觉得寒冷;知饥,绝对是自己肚子饥饿了。知和行怎么分得开呢?这便是知和行的原意,不曾被私欲迷惑。圣人教人一定要这样,才可以称之为知。不然,只是未曾知晓。这都是多么紧切实际的功夫啊,如今,非要把知行说成是两回事,是什么意思?我要把知行说成是一回事,是什么意思?若不懂得我立言的宗旨,只管说一码事两码事,又有什么用呢?”
徐爱说:“古人把知行说成两回事,也只是让人有所区分,一边做知的功夫,一边做行的功夫,这样功夫才能落到实处。”
先生说:“这样做就丢失了古人的宗旨了。我曾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初始,行是知的结果。如果深谙知行之理,若说知,行已自在其中了;若说行,知也自在其中了。古人之所以分开说,是因为有一种人,稀里糊涂去做,全然不理解这样做的原因和道理,也只是肆意妄为,所以必须有一个知,他才能行得端正。还有一种人,异想天开,只会空想,全然不肯切实力行,只是无端空想,所以说一个行,他方能知得真切。这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法,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一句话足够。现今的人非要把知行分为两件事去做,认为是先知后行。因此,我就先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等知得真切,再去做行的功夫,所以终生不得行者,必定终生不得知。这不是小病小痛,而是由来已久。我现在说知行合一,正是对症下药,这并非我凭空捏造,知行本体本来就是这样。现在如果知晓我立论的主旨,即使把知行分开说也无妨,其实仍是一体;如果不晓我立论的主旨,即使说知行合一,又有何作用?只不过是说些无用的话罢了。”
宗贤:黄绾(1477—1551)字,号久庵,浙江黄岩人,历任至礼部尚书。嘉靖元年拜阳明为师。
唯贤:顾应祥(1483—1565)字,号箬溪,浙江长兴人,历任至兵部侍郎,少受业于阳明,作《传习录疑》。
《大学》第六章:“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惟,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