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说:“您认为《大学》中的‘格物’是专注于探求本心,尚且勉强说得过去。至于《六经》《四书》中记载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等,这些都很明显是在处事和辩论的过程中求得的,功夫的节目、顺序是不可紊乱的。”
“格物”的含义,前面已经详细解析过了,“勉强说得过去”的疑虑,想必已经不需要重复解释了。至于“多闻多见”,是孔子针对子张才说的,子张好高骛远,以多闻多见作为学问,而不能自内心格求,存疑懈怠,这样他的言行不免会后悔,而他所谓的见闻恰恰助长了他好高骛远的缺点。这是孔子纠正子张专以多闻多见为学问的治学毛病的说法,而不是在教子张把多闻多见当做学问。孔子曾经说过:“大概有一种人,什么都不知道却喜欢凭空瞎说一通,我不是这种人。”这和孟子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同意。这话正说明格明自己内心的良知不是由于多闻多见。至于孔子所说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门探求见闻的细枝末节,而这也是第二义了,所以孔子才又加上一句“知之次也”。
以多见多闻的知为第二位的,那么首要的学问又是什么呢?从这里可以完全窥见圣学致知用功的地方。孔子对子贡说:“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假使良知果真在于多闻多见,那么孔子不就是在欺骗子贡吗?一以贯之,不是致良知又是什么?《易经》中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如果以积蓄德行为目的,那么更多地了解往圣言行,难道不是在做积蓄德行的事吗?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好古敏求”就是喜好古人的学问而勤奋追求自心天理。心即是理,学即学自心;求即求自心。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是像后人以广记博诵古人的言辞博好古之名,而实际目的却是汲汲于求功名显达于人前。“博学审问”,前面已经谈过。“温故知新”,朱熹也认为是属于尊德行。德行难道能从心外求得吗?知新必须通过温故,温故才能知新,那么也是证明知行不可以被分作两截的力证。
至于“博学而详说之”,目的在于返归简约。如果没有返归简约的说法,那么“博学详说”到底是为了什么?舜好问好察,就是用中正平和使其心至精至纯达到天理的境界。道心就是良知。君子的学问,什么时候离开过践行、抛弃过辩论呢?但是从事践行和辩论,都要遵循知行合一的功夫,这正是致其本心的良知,而并非像后世学者只把空谈作为知,把知和行分成了两件事,从而产生了节目有先有后的说法。
《论语·为政》第十八章:“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周易·象传上·大畜》:“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贤往行,以畜其德。”
《论语·述而》第十章:“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中庸》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论语·为政》第十一章:“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孟子·离娄下》第十五章:“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中庸》第六章:“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论语·述而》第二十七章:“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论语·卫灵公》第三章:“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