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顿首谨启:昨日承蒙教诲《大学》,因匆匆搭船,未能一一奉答。清早,在船上稍有空闲,我又再次拜读了您的信。唯恐到江西后杂事纷陈,扰攘不断,先在这里简略回复,请您指教。
您信中说:“见道固然很难,若体认道则更难。道的确不易明白,但是学问也的确不能不讲。恐怕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当做最高标准吧?”不胜荣幸!我从哪里能得到这样的教诲呢?我怎敢自以为达到最高标准而心安理得呢?我正想着寻访天下有识之士以便讨论圣道。数年来,对于我的学说,天下之人,有的讥讽,有的辱骂,有的不屑一顾,这些人愿意教导我吗?若他们肯为了教诲我而反复晓谕,只怕不能纠正我的纰漏吧。而普天之下爱护我的人,没有像您这般深切备至的,感激之情非言语可以表达!“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孔子最为忧虑的。而后世的学者稍微能诵经训诂,就自以为是有学问了,于是就不再有探究学问的迫切愿望了,这实在是很可悲呀!圣道必须身体力行才能明白领会,不是先弄明白了而后再去身体力行,圣道必须学习后才能明白,并非在讲求学问之外还有其他的认识圣道的途径。世上的研学者有两种:一种是讲究身心体认的,一种是讲究口说耳听的。用口耳的人,通过揣摩推断,力求扩大自己的影响;用身心的,力行自省,所言所行,的确是自己具备的东西。知道这些,就知晓了孔子的学说。
在信中,您认为我之所以恢复《大学》的旧本,是因为我认为人做学问只需要求诸于心,而程朱的格物学说却免不了向心外探求,于是不采信朱熹的分章法,并删掉了他增补的传。
我并不敢这样。学习哪还分什么内外呀?《大学》旧本乃是孔门传下来的,朱熹怀疑它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而加以改正补充,而我认为旧本中并未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所以就完全采信古本罢了。我的过失可能在于过分相信孔子,绝不是刻意要否定朱熹的分章法,并删掉他增补的传。做学问最重要的是用心来体悟,如果心里认为不对,即使是孔子所说的话,我也不敢说它是正确的,何况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如果心里认为正确,即使是普通人说的话,也不敢认为是不对的,更何况是孔子呢?《大学》旧本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现在阅读,书中词语句子还明白通顺,论述的学问功夫,又简明易懂而容易下手。有什么依据断定这一段一定在这里,那一段一定在那里,这里缺了什么,那里又有什么错误,于是加以改正增补辑录?这难道不是更看重是否违背了朱熹而不看重是否违背了孔子吗?
信中指出:“如果必须强调做学问不靠到心外探求,只是要在心中反省体察,那么‘正心诚意’这四个字还有什么没有说尽的呢?又何必非得在学问的着手处用格物的功夫让人困惑呢?”
正是,正是!若讲学问的主宰,“修身”二字已经足够,何必又要讲“正心”呢?“正心”这两个字就足够了,何必又要讲“诚意”呢?“诚意”两个字也就尽够了,何必还要讲“致知”“格物”呢?只是要使做学问的功夫详细而周密,而概括起来只是一件事,如此才是“精一”的学问,这里正是不得不深思的。天理没有内外之分,本性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学问也没有内外之别。讲习讨论,未尝不是内;反观内省,未尝就遗弃了外。如果说学习必须到心外上求,这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内外两部分了,这就是“义外”“用智”;如果说反观内省必须要从内心来求得,就是把本性分成了内外两部分了,就是“有我”“自私”,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知道人性没有内外之分。所以,孔子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中庸》讲:“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由此便可以明白“格物”的学说了。“格物”是《大学》实际下手的地方,从头至尾,自儿童启蒙以至成为圣人,只有这一个功夫,并非仅仅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格物”的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都是为了“修身”,而格物,使人所用的功夫每天有能看见之处。所以,“格物”就是清除自己内心的物欲,清除自己思想中的物欲,清除自己认识上的物欲;“正心”就是纠正物欲之心;“诚意”就是使物欲之心精诚;“致知”就是致其物欲的良知。这哪有内外彼此之分呢?理只有一个。从理的凝聚上来说就是性,从凝聚的主宰处来说就是心,从主宰的发动上来说就是意,从发动的明觉上来说就是知,从明觉的感应上来说就是物。所以,理就物而言就是格,就知而言说就是致,就意而言就是诚,就心而言就是正。正就是正心;诚就是诚意;致就是致知;格就是格物。都是为了穷理而尽性。天下没有本性之外的理,没有本性之外的物。圣学不昌明,都是因为后世儒生认为理属于内,物属于外,而不知道孟子曾经批评过“义外”的学说,以至于沿袭并陷入错误而不自知,这难道不是也有似是而非而难以明白之处吗?不可不仔细体察!
您之所以质疑我的格物学说,无非是认为我肯定内求而否定外求;认为我一定专门致力于反观内省,而放弃了外在讲习讨论的功夫;认为我一定一心在纲领本原的框架上,而忽视了详细的条目;认为我一定沉溺于枯槁虚寂的偏执中,而不能穷尽事理人情的变化。如果真是这样,岂是只得罪了圣门和朱熹?这简直是用邪说欺骗百姓,离经叛道,人人都可以杀了我,更何况您这样的正直之士呢?如果真是这样,世上稍稍明白训诂,闻听过先贤往哲绪论的人,都知道它是谬论,更何况您这样的高明之士呢?我所说的“格物”包含了朱熹的九条;但我的格物学说自有重要的地方,作用也和朱熹先生的九条不同,实在只是差之毫厘。然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我不得不辨明。
孟子批评杨朱、墨翟,说他们是“无父无君”。其实这两位先生也是当时的贤明之士,假如他们和孟子同处于一个时代,那么孟子也未必就不认可他们的贤德。墨子的“兼爱”思想,是行仁行过头了;杨朱的“为我”思想,是行义行过头了。他们的学说,并不是要灭天理、乱纲常而眩惑天下,但是,其所产生的弊端,孟子用禽兽、夷狄来比喻,说他们用学术杀害了天下后世的人。当今学术的弊端,能说是学仁过头了吗?或者说是学义过头了?还是学不仁不义过头了?我不知道它们和洪水猛兽有何分别!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因为杨墨的学说充塞天下,孟子所处的时代,天下的人对杨朱、墨子学说的崇信,应当不亚于当下人们对朱熹学说的崇拜。而只有孟子独自一人与他们争辩。哎,可悲呀!韩愈说:“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的贤明远不如孟子,孟子没能做到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却想恢复世道人性于败坏之后,他这是自不量力,后来我们果然看到他陷于政治的危险境地也没有人救他。唉!像我这样的人,更是自不量力,发现自己面临危境,却没有人能救我于死地!大家正在高兴地嬉笑,我却暗自啜泣;世人都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我却独自忧心忡忡疾首蹙额,这如果不是我丧心病狂,就一定是有大苦隐于心中,如果不是天下最仁爱的人,那么,谁又能明察呢?
我写《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其中,书上年代的早晚,的确有些未经考证,虽不一定都是出自晚年,但大部分是写于晚年的。我的本意是就世间朱陆纷争进行调和,以昌明圣学于天下为重。我一生始终把朱熹先生的学说奉做神明,一旦要与它相背离,内心都很煎熬,所以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本不忍和朱熹的学说相抵触;而又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圣道本来就是这样的,不作直说,道就不能显现啊!
您说我“决与朱子异”,我怎敢欺骗自己的心呢?道是天下人公有的道;学是天下共同的学。不是朱熹一人可得而私有的,也不是孔子一人可得而私有的。对天下公有的东西,应该秉公而论。所以只要说得对,即便与自己的不同,也对自己有益;说得不对,即便与自己的相同,也对自己有损害。对自己有益的,自己一定会喜欢;对自己有害的,自己一定厌恶。那么,我今天所讲的即使与朱熹不同,但也未必不是他喜欢的。子贡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然而子夏又说:“小人之过也必文。”我虽然不贤,但也不敢以小人之心去对待朱熹先生。
您的谆谆教诲,反反复复数百言,都是因为没有弄清我的格物的学说。如果明白了我的学说,那么,您所讲的都可以不用辩论也能毫无疑问,所以,我今天不敢再详细陈述,以避琐碎之嫌。可是我除非面对面和您解说清楚,断不能仅凭信上所写的这几句话就完全能说明白。唉!您开导启迪我的话,真的是非常之恳切详尽了。关爱我的人,没有超过您的!我虽然很愚钝,怎么能不感激佩服您呢?然而我不敢舍去心中的真诚而轻易接受您的看法,正是因为不敢辜负您的厚爱,也是想对您有所回报呀。秋后返家时,我一定登门拜访,当面向您请教,到时还请千万不要吝惜赐教。
《论语·述而》第三章:“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易经·系辞下》第五章:“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中庸》第二十五章:“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辟之,孟子辟“义外”之说见《孟子·告子上》第四章。:
朱子“九条”,出自朱熹《大学九条》:“又有问进之术何先者。程子曰:‘莫先于正心诚意。然欲诚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尽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穷而至之、所谓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将止格一物而万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唯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觉处。’又曰:‘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又曰:‘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于言孝、则当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浅深。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推类而通其馀矣。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当穷。若天地之所以!深、鬼神之所以幽显、是也。若曰天吾知其!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显而已矣、则是已然之词、又何理之可穷哉。’又曰:‘如欲为孝、则当知所以为孝之道。如何而为奉养之宜、如何而为温?之节。莫不穷究、然后能之。非独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问、观物察己者、岂因见物而反求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此合内外之道也。语其大天地之所以!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学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则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当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类。若不务此而徒欲?然以观万物之理、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条者、皆言格物致知所当用力之地,与其次第工程也。”
陆九渊《与曾宅之书》:“惟其生于后世,学绝道丧,异端邪说充塞弥满,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溺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
《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易经·爻辞·离卦》:“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孟子·滕文公上》第五章:“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
《论语·子张》第二十九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