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七年(1528)冬,我(钱德洪)和王汝中因为先生的丧事到达广信(今江西省上饶市),在给同门师友的讣告中,我们商定三年内收录先生的遗言。这之后,学友们陆续寄来了各自所作的记录。我挑选了其中比较优秀的,加上我自己的记录,共若干条。在吴(今江苏省苏州市)时,我打算把这些记录和《文录》共同刻印,其时又正逢我因守丧离职,未能遂愿。当时,天下讲学的与日俱增,先生的学问宗旨天下既然已共晓,好像无必要再做刻印,因此,我对这件事也就不再牵挂了。
去年,学友曾才汉获得了我的手抄本,又四处收辑了一些,取名《遗言》,在荆州刊刻发表。我阅读《遗言》,甚感采录得不够精确,因而删削了其中重复繁杂的,保留了《遗言》的三分之一,并取名《传习续录》,在安徽宁国的水西精舍刊刻出版。今年夏天,我来到湖北蕲春,沈思畏对我说:“先生的学说早已天下传播,但是这里还未流传到。蕲春的学者读到《遗言》,有如亲自聆听先生的教诲,指见良知,有如重见日月的光辉。唯担忧收录的不广博,并不因其中的重复感到累赘。请您把散失的部分收集起来刊刻出版,如何?”
我答到:“当然可以。”先生致知格物的主张,开导点化了学习的人,学习的人亲自修习,默默领悟,不敢单在知识上体会而唯求通过切实理解而有所心得。所以,先生整天不厌其烦地讲说致知格物,弟子们也整天不厌其烦地听讲。因为指示专一,领悟就会更加精细。先生还没说到,弟子已知要讲什么了,言外之意,早已心领神会,充分体现了教学双方的诚心。但是,先生逝世到今天还没有三纪(一纪为十二年),可他老人家的格言和宗旨逐渐暗淡了,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弟子身体力行得不够,凭口空说太多造成的后果吗?弟子的目标不同,先生的学说就得不到光大。
于是,我又收集了一些未刊刻的记录,采用其中不违背先生主张的,编成一卷。其馀真伪难辨的和《文录》已刊刻过的,全删掉了。我将中卷改成问答的形式,交付黄梅县令张先生增刻发行。希望读者朋友不是从文义的解释上来阅读这本书,而要注重切身体会方能有所收益。如此,就不会对这本书存疑了。
嘉靖三十五年(1556)夏四月,弟子钱德洪谨跋于蕲春“崇正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