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四年已亥 （1779），64岁高龄的袁枚在南京的随园“习静三十年”后，忽检点游装，开始了他的优游岁月。数年中，“东南山川，殆被麻鞋踏遍”。在他看来，游川亦如读书，乃人生不可或缺之事，年轻时未曾努力，总觉得有点遗憾，故得好好补上这一课。

作为诗坛巨擘，游踪所至，将遇目所得寄诸吟咏自不待言，然于诗外，袁枚亦为后人留下了十篇记游散文。这些篇什，亦一如其诗，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笔劲峭，形象突出，见解独到，趣味盎然，置诸古代游记佳作之林，当毫无愧色。

这篇《游桂林诸山记》记述作者游桂林诸山三天多的历程和感慨，是乾隆四十九年秋所作。桂林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湘桂走廊的南端。这里奇峰林立，绿水萦回，向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誉，唐宋以来，迁客骚人多有题咏。但是，袁枚本文的审美角度和审美情趣却与前人有很大的不同。素来咏桂林者，往往奇山秀水并提，如韩退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之句就被视为绝唱。因为桂林之美，即得于山之奇，亦得于水之秀，山水相映、不可或缺，故为文者，只有侧重，靡有孑遗。而袁枚却独钟其山，无一语言及水者; 就山而言，着墨的重点又在山之洞穴；对世人所推誉的溶洞奇观，则甚不以为然，或谓土人所列景物名目牵强附会，或谓进洞有如进了墓穴，令人惊恐，或谓石钟乳如“莲房半烂”、“郁肉漏脯”，毫无美感可言。当然，袁枚对于桂林诸山之美，也非视而不见，一笔抹杀，他登独秀峰，见“一城烟火如绘”；过南薰亭，觉“堤柳阴翳”，四山淡远；望斗鸡山腰，空明穿透，宛如一轮明月，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作者认为：“山外看青山，如把人皮相”（《十月八日同陆君景文汪婿履青及府署中诸君子游栖霞七星洞，方知五十年前夏日阻水，游未尽其详，诗未殚其妙，补作一章》），只有深入到山的内部，才能看到山之“真谛”，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对自然景观的弃取，也反映出作者将自然景观世象化、人格化的特点。

作者21岁时曾游桂林，文章说“其时年少不省山水之乐。今隔五十年而重来，一丘一壑，动生感慨”，这种感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由栖霞、木龙二洞的阴深变幻而透视世态。文中形容栖霞洞“以石为天，以沙为地，以深壑为池，以悬崖为幔，以石脚插地为柱，以横石牵挂为栋梁。”给人的印象是，洞外是一世界，洞内亦一世界；洞外秋光明朗，洞内“沉黑窅渺”。一山之中，既有光明可喜的一面，又有黑暗可怖的一面; 而且这黑暗的一面又由于人为的粉饰 （如土人的“火把”、“色目单”之类） 而不易察觉。袁枚生活的乾隆年间，虽然表面上四海晏如，但吏治废驰腐败等弊端已日益严重。他在《书麻城狱》一文中，就写了一个冤案。此案几经周折，最后经皇帝过问才得昭雪。在故事的结尾，他以感慨的语气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虽事久卒白，而轇轕变幻，危乎艰哉！虑天下之类是而竟无平反者，正多也。”本文所写游洞时“倘持火者不继，或堵洞口， 则游者如三良殉穆公之葬， 永陷坎中， 非再开辟， 不见白日。 吁！其危哉！”的乖戾感受，显然带有某种生活体验的印记。文章还写到出洞时，望过去东头发白，仿佛打开了一道门，快步往前摸它，却竟是绝壁，这才知道是日光从西面石缝中射入，反映到东边的石壁上，并不是那儿真有一道门。这种“白门现象”，似真而实假。究其原因，乃游人久行黑洞中，“目尽昏”，而产生的错觉。由此，作者联想到那些“终身面墙”不学，尤其是那些不接触实际的人，他们自以为“明于理、行乎义”，实际上，他们对于世事和物理的认识，却往往如“山外看山”、“洞中观门”，并无真知灼见。这些人，正如桂林诸山之洞穴，徒窃虚名，空有其表，那好皮囊包裹着的，不过是些半烂莲房、郁肉漏脯之类的朽物。从而为那些抱残守缺或空谈心性而实际上并无真才实学的俗儒勾划了一幅“入骨三分”的肖像。对于当时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儒学，袁枚的基本态度是“少信多疑”，强调要有独立的人格精神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不凭空臆想。对当时互为壁垒的汉、宋之学，他虽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对考据家的迂阔和理学家的虚妄却常常在诗文中痛下针砭，或以滑稽之笔予以辛辣的嘲讽和尖刻的挖苦。即使在他为数不多的游记文中，这种借题发挥之笔也非仅见。

其二，是通过叙述其对桂林诸山的总体印象，托物寄情。作者写道：“大抵桂林诸山，多穴，多窍、多耸拔、多剑穿虫啮，前无来龙，后无去踪；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无朋，东北丧偶；较他处山尤奇。”它们仿佛是一个个孤身奋斗的勇士，虽伤痕累累，无朋丧偶，仍兀然耸立，笑傲苍穹。袁枚平生因敢于离经叛道、不随世俗俯仰而屡遭“拘儒所呵”，桂林诸山的形象，岂不正是他独立人格的自我写照？作者同时所写的《登独秀峰》诗云：“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反映出他的铮铮傲骨，而这种感慨，在本文中则通过“得毋西粤所产人物，亦皆孤峭自喜，独成一家者乎”传达出来，这里的“西粤所产之人”不过是托辞，“孤峭自喜，独成一家”才是夫子自道。袁枚观桂林诸山，有喜有愕： 愕者，由山而悟事理、明世态；喜者，则如太白之于敬亭，彼此皆同调也。

大自然之具有魅力，就在于它具有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它多姿多彩、仪态万千，或雄武、或秀媚，或宁静、或喧嚣，或剔透玲珑、或粗陋拙朴，或瞬息万变、或千载如斯。它是“造物者”赐于人类的伟大艺术，既给人以无穷的美的享受，又给人以多方面的智性启迪。有趣的是，袁枚正是常常把自然山水当作文章来“读”的。他登上粤北的丹霞山，站立高处回望自家来踪，见从江口到此，约百里而遥，若拉直线而行，片刻立到，而现在却“蛇蟠蚓曲，纵横无穷”，走了好几天，由是他感到这是“造物者故意顿挫作态，文章非曲不能工也”。他告诫他人“看山如读书，不可求速效”，只有慢慢玩赏，才能“得尽所历妙”。在《游武夷山记》 中，他又说：“武夷无直笔，故曲，无平笔，故峭; 无复笔，故新; 无散笔，故遒紧，不必引灵仙荒渺之事为山称说，而其超隽之慨自在。”在他看来，江山之美，文章之工，实有相通之处，要之，在善于腾挪变化，而又本色自然。出于这种默契的理解，袁枚游桂林诸山，亦如为文，精心选择游历路线。他首登独秀峰，仿如入手擒题，突出“独秀”之旨；其后观山，或俯视、或仰视、或平远，正历惊险，旋转平夷，有变化错落之致，无一览无馀之弊；最后止于“腰有洞，空透如一轮明月”，意境高远，令人遐想。至其为文，又善于捕捉景物的特点，随物赋形，各臻其妙。如写独秀峰，文章以“晡食后，即于于焉而游”以见其离城之近；以“历三百六级，诣其巅”以状其山势之高；写黄昏市容，只“一城烟火如绘”出之，写得意态朦胧；写七星岩，则以大乌龟作比，写得形神毕肖；至写斗鸡山，又打实道来：“两翅展奋，但欠啼耳”，生动中带点谐趣；两次两洞，一拟世态，一比人形，有繁有简，绝不重复。行文中或叙或议，心到笔随，自然得当，天籁人籁，浑然一体！真不知这是袁枚多年游山之所得呢，还是这位标榜“性灵”的老诗人所独擅的风格呢？ 培根说：“旅行，在年幼者，是教育的一部份; 在年长者，便是经验的一部份”，袁枚之游山，可谓集“教育”与“经验”于一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