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致病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馀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一定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细编纂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侯都改用新历法。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辨正《易传》,接续《春秋》,遵奉《诗》、《书》、《礼》、《乐》精义的人吗?’他的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纲常,分清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惩恶,尊重贤能,鄙薄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王道的精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罪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极其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从黄帝开始写起。
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于是就由周公摄政(代掌政权)。
《易传》:《周易》的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种解释。
《春秋》:儒家经典,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
本:以……为本,遵奉。为动用法。
《诗》:《诗经》,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书》:《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礼》: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合作。
《乐》:儒家经典之一,今已不传。《易传》、《春秋》、《诗》、《书》、《礼》、《乐》,汉时称“六艺”。
壶遂:人名,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称“上大夫”。
董生: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
孔子为鲁司寇: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岁。司寇,掌管刑狱的官。
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汤、文王。
阴阳: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
四时:春、夏、秋、冬四季。
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种基本元素,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
牝牡(pìnmǔ):牝为雌,牡为雄。
指:同“旨”。
弑(shì):古时称臣杀君、子杀父母为“弑”。
社稷:土神和谷神。古时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坛;灭人之国,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伏羲: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曾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据说《易经》中的八卦就是他画的。
尧:传说中我国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
舜:由尧的推举,继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挑选贤才,治理国家,并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为自己的继承人。
《尚书》载之:《尚书》的第一篇《尧典》,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
汤: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领袖,后任用贤相伊尹执政,积聚力量,先后十一次出征,消灭了邻近几个部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
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继承文王的遗志,率部东攻,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纣王部队,建立周朝。
诗人歌之:《诗经》中有《商颂》五篇,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
三代:夏、商、周。
符瑞:吉祥的征兆。汉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应”之说,这被称为“获符瑞”。前122年,汉武帝猎获了一头白麟,于是改年号为“元狩”。
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秦汉以后成为国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禅,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块场地祭地。
正朔: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时候改朝换代,都要重新确定何时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以示受命于天。周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承秦制,至前104年(汉武帝元封元年)改用“太初历”,才用夏历的正月为岁首,从此直到清末,历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
易服色:更改车马、祭牲的颜色。秦汉时代,盛行“五德终始说”。认为每一个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与此相应,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种颜色。所谓夏朝为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为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为火德,故崇尚赤色;汉初四十年,汉人认为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后经许多人的抗争,到武帝时正式改定为土德,崇尚黄色。
穆清:指天。
重译:经过几重翻译。喻远方邻邦。
款塞:叩关。
遭李陵之祸:李陵,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代名将李广之孙,善于骑射,汉武帝时官拜骑都尉。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宠妃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力,李陵为偏师。李陵率军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围。李广利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是难得的将才,在武帝面前为他辩解,竟被下狱问罪,处以宫刑。这就是“李陵之祸”。
缧绁(léixiè):原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引伸为监狱。
西伯拘羑(yǒu)里,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时,把上古时代的八卦(相传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这就是《周易》一书的骨干。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但到处碰壁,在陈国和蔡国,还受到了绝粮和围攻的困厄。其后返回鲁国写作《春秋》。注:孔子一生曾有厄于陈、蔡及作《春秋》二事,但史公一定要将二事联系起来,并说成因果关系,此其行文之需要。
屈原放逐,著《离骚》:请参阅本编所选《屈原列传》。
左丘:春秋时鲁国的史官。相传他失明以后,撰写成《国语》一书。
孙子膑(bìn)脚,而论兵法:孙子,即孙膑,因受一种截去两腿膝盖上膑骨的膑刑以后得名。齐国人,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后庞涓担任魏国大将,忌孙膑之才,把孙膑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孙膑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著有《孙膑兵法》。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即吕不韦,战国末年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称吕不韦为“尚父”。他曾命门下的宾客编撰了《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始皇亲政后,被免去相国职务,赶出都城,又令迁蜀,忧惧自杀。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韩国贵族。为李斯所谗,在狱中自杀。《说难》、《孤愤》是《韩非子》中的两篇。
《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三百零五篇,这里是指约数。
陶唐:即唐尧。尧最初住在陶丘(今山东定陶县南),后又迁往唐(今河北唐县),故称陶唐氏。《史记》列为五帝之一。
至于麟止: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猎获白麟一只,《史记》记事即止于此年。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亦曾猎获麒麟,孔子听说后,停止了《春秋》的写作,后人称之为“绝笔于获麟”。《史记》写到捕获白麟为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
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史记》首篇即《五帝本纪》,黄帝为五帝之首,所以这样说。
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太史公自序》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