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第八卷·离娄下·第二十六节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说:“天下讲本性的,都是指它的本身固有的状态罢了。它的本身固有的状态是以顺应自然为根本。聪明之所以令人厌恶,是因为它的穿凿。如果聪明人像大禹治水那样,聪明就不令人厌恶了。大禹治水,只是顺应水势,因势利导,看来就像无所作为。如果聪明人也能这样无所作为,那就是大聪明了。天极高,星辰极远,如果研究它们已有的迹象,千年以后的冬至,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
性:物性或人性。故:指事物已有的迹象,即事物的本然状态。
利:顺应。
日至:冬至。
本章论人之天性在于自然,研究人性者也要顺应自然。
孟子认为,推究人性之所以然,要以顺应自然之理为根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用巧智,因为这很容易流于穿凿附会,反而把握不了人性。但是,假如聪明人用巧智,能像大禹治水那样顺应自然,那么那巧智也很了不得。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他们有自然而然的需求,君主尊重并满足这种需求,这便是“仁”。
这种治学方法,就是中国古代学者那种妙悟、顿悟的方法。现代学者如果能把这种方法与西方人的条分缕析的方法结合起来,学问就会大有长进。
“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然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矫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为恶、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
“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程子之言,可谓深得此章之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