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第十二卷·告子下·第九节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译文
孟子说：“如今侍奉君主的人都说：‘我能为您开辟土地，充实府库。’如今所谓的好大臣，就是古代所说的祸害百姓的人。君主不向往道德，不用心于仁，却想让他富足，这是使夏桀富足。‘我能替您邀集盟国，作战一定会取胜。’如今所谓的好大臣，就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君主不向往道德，不用心于仁，却要替他尽力作战，这等于在辅佐夏桀。沿着今天的道路走下去，不改变今天的习俗，即使把天下交给他，他也是一天都坐不稳的。”
注释
乡：同“向”。
约与国：邀约盟国。
赏析
本章明显紧承上章，继续申发“引其君”“志于仁”之意，仍是孟子与慎子的谈话。
所谓“今之事君者”的说法，显然是富国强兵的说法，而孟子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黩武的做法，所以他深恶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
“约，要结也。与国，和好相与之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