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隐记
[明代] 唐寅
君子之处世，不显则隐，隐显则异，而其存心济物，则未有不同者。苟无济物之心，而泛然杂处于隐显之间，其不足为世之轻重也必然矣。君子处世而不足为世人轻重，是与草木等耳。草木有可以济物者，世犹见重，称为君子，而无济物之心，则又草木不若也。为君子者，何忍自处于不若草木之地哉？吾于此，重为君子之羞。草木与人，相去万万，而又不若之，虽显者亦不足贵，况隐于山林邱壑之中者耶？
吾友朱君大泾，世精疡医，存心济物，而自号曰“菊隐”。菊之为物，草木中之最微者，隐又君子没世无称之名。朱君，君子也，存心济物，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固非所谓泛然杂处于隐显之中者，而乃以草木之微与君子没世无称之名以自名，其心何耶？盖菊乃寿人之草，南阳甘谷之事验之矣，其生必于荒岭郊野之中，唯隐者得与之近，显贵者或时月一见之而已矣。而医亦寿人之道，必资草木以行其术，然非高蹈之士，不能精而明之也。是朱君因菊以隐者，若称曰：“吾因菊而显”。又曰：“吾足以显夫菊”，适以为菊之累，又何隐显之可较云。余又窃自谓曰：“朱君于余，友也。君隐于菊，而余也隐于酒。对菊命酒，世必有知陶渊明、刘伯伦者矣。”因绘为图，而并记之。
译文

君子的处世方式是：不论是身处乱世而隐居，还是身处治世而大显身手，虽然“显”“隐”不同，但在诚心为社会为百姓做些好事这点上却是相同的。假如并无济世助人之心，而只是一味地跟着人家去“显”去“隐”，那你得不到世人的重视也是必然的。一个人在世而得不到世人的重视，便与草木差不多。菊是草木中一种不很起眼的花草，即使不露也是君子，枯死后也不会对不起自己的名声。因它对世人有所帮助，被称君子；而不想帮助世人的，则不是君子，甚至连草木都不如。一个真君子，哪能处于连草木都不如的境地？如果真的这样，便是真君子的羞耻。草木与人，相差很大，但做好事与不做，就是很显露也不是特别高尚。况且隐藏于山林邱壑之中，老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也没什么意义。

而我一个姓朱的朋友一世精通医道，总想帮助别人，起名菊隐。菊是一种花草木，是不很值钱的花草，虽无惊人之貌，但的确是真君子（菊兰竹梅乃花草四君子），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名气，朱君，是真君子，诚心要做好事，功夫了得，名气很大，他可不是混杂与世的人，但是他能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善做好事，从不对人提及自己的名气。其心地很是善良。盖菊是使人长寿的花草，在南阳种甘谷的事情已经验证过了。而医道是为人治病，让人长寿的，医术是延年增寿的学问，需借助草木来执行，非隐士不能精通这些草木。朱君用菊花等草药默默地给人看病，并说：“我是用菊花等草药看病而成名的”。续说：“我得名于菊，也深受菊名之累，何谈什么隐显之类的话。”馀接着说：“朱君和馀，是好朋友，君善于医术，而馀则喜欢饮酒，对菊下酒是很开心的事情，世人都知道陶渊名和刘伯伦等人。”因此还画下对菊令酒图，以做为记录。

注释

南阳甘谷之事：相传南阳甘谷生长的菊花能使人延年益寿。

刘伯伦：刘伶，字伯伦，西晋竹林七贤之一，性嗜酒。

赏析

几千年来，孔孟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顾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处世思想，似乎已经深深渗入中国士大夫的人格精神中。即便很有些蔑视礼教的唐寅也不例外。他的这篇《菊隐记》，便弥漫着很浓的孔孟气息。

作者提出“君子之处世”，无论显隐，“而其存心济物”，则应贯一始终。继而又指出，一个人若无济物救世的心志，而只是一浑然泛然的俗夫，于隐显之间全无自觉，自然会在纭纭世间销声匿迹，低微的如同草木，甚至连草木都不如。

显隐的故事，屡见于中国的史籍。大凡真正的隐士，仍是胸怀济物之心的。唯其如此，才为世人所敬重和仰慕。在唐寅看来，“存心济物”是士大夫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根本，若无此心志，“则虽显者，亦不足贵，况隐于山林丘壑之中者耶”？

唐寅的朋友朱大浸并非官位显赫的贵介，而只是一个隐于民间的君子，然而他“世精疡医，存心济物”，是一个不同凡响的高蹈之士。唐寅由他的人品医术，而赞慕他的号“菊隐”，因为“菊隐”两字的内涵确实包蕴了处于江湖的中国士大夫阶层（自然包括唐寅）内心孤高清芬的意味。诚然，菊没有牡丹那份“花开时节动京城”的“好颜色”和富贵艳紫气，它总是同潇潇秋雨，飒飒秋风相联系，但在中国古代士人的心目中，却透出那种孤高雅洁，清芬沁人的山林旨趣，尤为退离仕宦的人士所喜爱。唐寅说它“生必于荒铃郊野之中，唯隐者得与之近，就更突出了它的高洁之性。朱君以医行道，”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却毫不爱恋牡丹的宫廷脂粉气，而一心仰慕菊的那份山林荒野气，从中可以透视他内心的精神品格，而这正是作者自己的襟怀胸臆。

唐寅在文末说：“君隐于菊，而馀也隐于酒。对菊令酒，世必有知陶渊明，刘伯伦者矣。”他们胸存济物之心而无以报国，行饮山水，笑傲江湖的内心体味，正是唐寅所要叹发的感慨，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精神生活的写照。

评析

《菊隐记》是明代文学家唐寅所作的一篇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