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已登基称帝，从此百姓有了依靠，国家有了君主，已经足以挫败敌人的阴谋了。而且各地勤王和御营的军队一天天增多，兵势逐渐强盛。敌人正以为我们素来软弱，未必能够抵挡住他们，我们正好应该趁着他们懈怠麻痹的时候去攻击他们。
但是，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却不能遵奉陛下的旨意，他们不但不去致力于收复从前失去的疆土，迎接被金人掳去的徽、钦二帝还朝；反而簇拥着您一天天向南方退却，又命令临安、维扬、襄阳三地做好迎接您巡幸的准备，如此一来，苟且偷安的征兆可见，而宏伟远大的策略全无，恐怕不能维系中原父老百姓对朝廷的期望。即使全军将领在战场上全力抗敌，也无法使恢复大业得以成功。
从眼下的形势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请陛下回到汴京，收回巡幸临安、维扬、襄阳的诏命，趁着徽、钦二帝被掳去的时间不长，敌人的后方还未稳固的良机，亲自率领浩浩荡荡的大军北渡黄河。这样一来您的神威所到之处，将帅们会同心同德，士卒们会鼓足勇气，收复中原便指日可待了。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兵虏宋徽宗、钦宗和皇族多人，北去。
五月，宋高宗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县），改元建炎。当时主战的大臣李纲、宗泽等人，极力主张依靠诸路勤王之师及各地兵民，恢复中原，“回銮”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但宋高宗畏惧金兵，听信宠臣黄潜善、汪伯彦“幸东南”之言，打算继续南逃。这时，岳飞在东京留守宗泽部下为秉义郎，是一个年仅二十四岁的下级军官。他“上书数千言”指斥黄、汪，力请高宗乘“虏穴未固之际，亲帅六军，迤逦北渡”，收复故土。上书之后，朝廷非但不予采纳，反以越职言事为罪名，把岳飞的官职革掉了。（见《续资治通鉴·宋纪》及《宋史·岳飞传》）今天我们能够读到的这篇上书，短至二百来字，当是原文的节略。这段文字，表现了一位民族英雄的忠肝义胆和壮声英概，言词恳切，气势劲健。
文章可分三个段落。“陛下已登大宝……”为第一段，是分析敌我形势，指出于我有利。作者分三层加以论述：一是“黎元有归，社稷有主。”“大宝”指帝位。认为国事有人主持，百姓有依归，是挫败敌人计谋的首要前提。“伐”指击败。二是兵势日盛。据《续通鉴》载，高宗即位之初，“禁卫寡弱。诸将杨维忠、王渊、韩世忠以河北兵，刘光世以陕西兵，张俊、苗傅等以帅府及降盗兵，皆在行朝，不相统一。乃置御营司，总齐军政，因所部为五军。”“时诸道勤王兵皆至行在。”兵强人众，士气高昂。这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三是敌人此刻的骄怠。金人由于接连获胜，便会认为我们一向软弱，不能抵抗，就必然懈怠起来。这自然是出击的最好时机。以上为第一段，指陈形势，分析透彻。
接下来，第二段笔锋一转，直指黄、汪之流。黄、汪二人，同居相位，猥持国柄，嫉害忠良，是建炎初年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主张南逃扬州。宋高宗也是决意南逃的。这里故意说“不能承陛下之意”是为了使高宗不致难堪，而采取的委婉说法。在指出黄、汪的行径，背离“恢复故疆，迎还二圣”之大计以后，便一语道破其本质，说他们“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只要有此二人当道，中原便一日不可克复。结末设以“将帅之臣，戮力于外，终亡（‘亡通无’）成功”一句，补足此意，亦含再劝主上当机立断的意思。
在上面两段陈说形势，批驳错误之后，末段以“为今之计”四字提顿，一下子转回到目前的具体作法；第一，车驾还京，罢南巡诏；第二，亲帅六军，恢复故疆。结尾以展望和期待之语作结：“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作气，中原之地，指期可复。”用笔十分遒劲。
全文紧扣住“恢复故疆，迎还二圣”之旨展开，这八个字，是作者终生奋斗的目标，是未酬的壮志。
文章中，时用对句来加强语势，比如“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等等。在简洁的行文中，始终奔涌著一股激情，这是爱国热血的奔流。至今读来，犹能令人感奋，钦叹不已。
岳飞这篇上书作于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表现出强烈的抗敌决心和信心，以及对投降派的无比愤恨，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收复中原的共同要求，显示了这位民族英雄的爱国思想。我们读到这段仅二百字的原文节略并非空洞的言辞，它首先指出当前“黎元有归，社稷有主”、兵势日盛和敌人骄怠的有利形势，继而指责黄潜善、汪伯彦苟且偷安、不图恢复、主张南迁的错误，基于此而提出车驾还京、罢南巡诏和亲帅六军恢复故疆的具体做法，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激动人心的力量。文章紧扣“恢复故疆，迎还二圣”之旨展开，时用对句来增强语势，在简洁的行文中始终奔涌着一股爱国主义激情，言词恳切，气势雄健。